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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王爽（化名）是北京基層派出所的一位民警，在領導的眼里，他的表現不錯，總是最早到單位，加班的時候也從不抱怨。可是，在內心深處，面對手頭的一大堆工作，他心中總覺得有些煩躁，不想面對這些工作。

　　“大學畢業之后，我一個人留在北京打拼，當時我一個月工資3000多元，我的一個好朋友工資1500元，但是幾年過后，我一個月工資三四千元，而他的工資已經漲到了7000多元。”小王苦笑著說。

　　讓他感到糾結的是，這幾年即便他非常努力，生活水平也沒有實質性的改善，這讓他對留在北京的意義有些懷疑。

　　其實，像王爽這樣的年輕基層公務員還有很多，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究竟如何呢？

　　一提到一些公務員有抑郁癥或者有其他心理問題，很多人第一反應或許會不相信，認為這只不過是一種托詞。不過，通過“海豚熱線”接觸了大量案例的施磊看來，公務員的確是高壓群體，特別是年輕公務員心理焦慮比較嚴重。

　　國家機關的公務員張璐（化名），今年30歲出頭，在別人眼中她是一個幸福的女人。

　　不過，她卻向“海豚熱線”求助。她說：“在單位要特別謹慎地處理人際關系，不然一不小心就會得罪人。老公雖然是建筑商，經濟條件不錯，但是他的精力主要在工作上，對家庭的關心較少。照顧女兒的壓力一下子就落到了自己身上。”

　　而壓垮她“最后一根稻草”的就是與女兒的矛盾，女兒的成績原本不錯，也能按照要求進入興趣班學習。今年，女兒喜歡上玩iPad，有時候孩子半夜還在偷偷摸摸地聽音樂。為此，她與女兒發生了幾次嚴重的沖突。換來的結果卻是孩子不愿意上學。丈夫總是埋怨她的教育方式不當，讓她壓力很大。

　　她就試著給熱線打電話，咨詢師張老師在傾聽她的訴說后，給出了指導意見：“在保證不激化母女之間矛盾的前提下，搞清教育小孩不是一廂情愿，而是要以孩子的生長發育特點為準繩，這樣才能真正地走進孩子心里，跟她建立長久的親子和諧關系。”

　　這一建議，幫助她緩解了焦慮。根據后續反饋信息，她與女兒的關系也正在改善中，算是比較成功。

　　“‘體制內’群體打電話的比例很高，其中公務員遇到心理焦慮比較嚴重。”施磊介紹咨詢電話的情況。在他了解看來，很多公務員的羞恥感很強，遇到心理問題就自己憋著，不愿意傾訴。

　　特別是一些男性公務員，即便工作很體面，他們依然處于焦慮和緊張中。他們在社會中扮演公務員的角色，在家扮演丈夫的角色，遇到心理問題總是想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意暴露出自己的弱點。

　　施磊細致地梳理咨詢的案例后發現，除了剛走上崗位不久的年輕公務員，比較年輕、但在30歲左右已提升到處級的公務員也是心理焦慮高發的群體，這些人看似很強勢，大部分已經成家，工作也非常熟悉，在單位的地位也快“媳婦熬成婆”了。可是，他們中很多人比較“郁悶”，進入了職業發展的瓶頸期，升遷無望就開始迷茫，覺得工作沒有挑戰性，對自己的局限性太大，尋找不到人生奮斗的意義，很容易遇到心理焦慮。

　　“這些心理問題，很多都是由年輕時候心理焦慮得不到釋放引起的。很多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年輕人，剛進入單位遇到苦悶事情的時候，總覺得應該臥薪嘗膽，這是誤區。”施磊說。

　　他認為公務員出現的問題與心理焦慮密切相關，“心理焦慮好比人體中的毒素，越想回避，就越回避不了。作為年輕公務員，要學會排解”。

　　年輕學者張明（化名）是北京某高校的教師，他用了一年的時間深度跟蹤研究北京10名年輕基層公務員的心理狀況，并對300名公務員做了問卷調查。

　　“我們運用深度訪談的方式，發現10個人中有7人具有焦慮的狀態。”盡管樣本量不多，但卻讓張明吃了一驚。

　　他發現基層公務員對他們工作的滿意度普遍不高，他們中的多數處于一定的職業倦怠。為了驗證這一結果的準確性，該課題組的成員對受訪者多次進行訪談。

　　“待遇不高成為基層公務員職業倦怠的原因。”張明表示，“在通行的公務員工資體系中，由職務所決定的職務工資和地區津貼占65%，職級工資只占25%。公務員的基本工資由國家財政保障，全國實行統一標準，但津貼則由各地根據自身財力安排，這也導致公務員的地區收入差異過大，讓很多公務員心理不平衡。”

　　通過發放問卷進行調查，該研究還發現，平時在工作中投入大、但實際上發展機會不多的年輕人的焦慮感最高，由此很容易引發職業倦怠感。“他們一方面羨慕在升遷上平步青云的同事，另一方面也羨慕在單位中那些不用干活兒的‘老人’，在心理上他們處于‘夾心餅干’的焦慮。”張明介紹時說。

　　“只有晉升才是個人工作成就的唯一體現，而晉升的機會少之又少，且只能受到領導的認可才有晉升的機會，使得基層公務員沒有成就感，長期以往很容易產生職業倦怠的情緒。”張明直言不諱地提出了自己的擔憂。

　　“基層公務員長期的工作壓力有可能轉化為職業倦怠，而長期的職業倦怠很多直接導致產生精神抑郁。”張明指出。（記者 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