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這個時候，都有一批畢業生邁入職場。從校園人變成社會人，有些不適是難免的。一則新聞頗有意思，“叫姐別叫姐姐？喊哥還是喊老師？‘職場菜鳥’第一課竟是如何喊人”，如何稱呼也是個大學問，遑論其他。大概“與領導的眼神交流頻率”“會議上說話分貝的大小”“食堂打飯要不要幫同事遞盤子”等，都可納入“職場學”的范疇。

　　面對如許復雜且細微的職場學問，不少畢業生很難適應。或許在一些畢業生眼中，這些職場規則，與“虛偽”“荒唐”“無聊”畫上了等號。在筆者剛畢業的兩年，聽過不少同學不勝其煩的抱怨，選擇辭職深造、跳槽挪窩的人也不少。

　　可以說，職場的一些或明或暗的規則與默契，從某種程度上構成了與學生時代經驗的反差，它代表了另外一種游戲規則。在這個規則里，它并非循著努力學習——成績優異——前途遠大的線性邏輯，而是一種通盤考慮的復合邏輯，好比能力固然重要，但人脈有時更為關鍵；工作成績一騎絕塵，但有時還要遷就整體方案；自己表現極為突出，但還要平衡團隊利益……對這種新規則的接納，或許就是學生“社會化”的過程。

　　筆者無意斷言“社會化”就是正確的，具體在任何一個小環境里，風氣都可能有正有邪，不可一概而論。難以否認的是，大概“社會化”是一個無所不在的大背景，在任何單位都有自己的表現。這種社會化的人生體驗，對于理想主義者總是有些喪氣的。或許在他們眼中，世間萬物總是要分出個正負黑白，哪能有“65%的正面”“32%的白色”呢？

　　但有時又不得不承認，理想雖然高遠，但終究要從現實的路徑上前行。《紅樓夢》里有句話：“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句話，啟發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待“社會化”的意義。并不只意味著讓理想妥協，它其實展示了一種人生的多義性，一種人生價值實現的多種可能，一種“成功”的多重定義。

　　大概在學生時代，“成功”的標準是清晰的，成績最好，亦或是體育最棒。在一個社會化的情境里，標準則多元了。它可以是技術出色，可以是組織周密，可以是協調順暢，可以是為人厚道。社會化的規則，對應的是一個多義的社會，它是多元價值取向的復合。而那些乍看頗不適應的社會規則，也就能理解它的存在意義：那些多元社會延伸出的對人的評判標準，“會說話”“情商高”“熱心腸”無不是一個社會人的價值意義。

　　從這個角度看，畢業生對社會化的進程或許不適應，但是不涉及原則問題，其實也不必過分排斥。大概多數人都無法逃脫社會化的進程，不妨將之視為自我意義的延展，在社會層面重新定義自我。

　　當然，這并非庸俗地說要與一些歪風邪氣同流合污，畢竟在校讀書這么多年，天地良心的界限還是應當分明的。而是在某種程度上，以“了解之同情”的眼光，對社會規則適度地理解與體認，試著以更加多元的社會人身份參與社會建設。美國心理學家艾略特·阿倫森在《社會性動物》一書中曾對“認同”作出定義：“表示個體希望與影響施加者保持一致，而對社會影響產生的某種反應。我們采取特定的行為方式，僅僅是因為這種行為方式能使我們與所認同的另一個（或一些人）建立起令人滿意的關系。”因此，對一些社會規則的接納，也是人生進入社會階段所不得不進行的姿態調整，是一種在社會網格中定位自身坐標的便捷方式。

　　社會化的進程，既是人生階段的轉變，往大了說，恐怕也是一場人生意義的哲學思索。它標志著人生已經不再由考試成績作為全部意義，在你的舉手投足之間，一顰一笑之際，噓寒問暖之時，人生的意義與樂趣也就在這些細微之處構建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