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2點，戴著三層防塵口罩的邵思齊繼續研磨著土壤和植物材料。粉塵讓他有點睜不開眼。他在心里盤算著：實驗室4天后關門，今天要磨好土，粉好樣，明天浸泡過濾，然后預約上機。

　　邵思齊是四川一所高校2013級本科生，兩年前主動要求進入導師的課題組參與科研。在去年9月，他相繼收到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的碩士研究生推免錄取通知書。

　　在他看來，科研之路并不輕松，甚至“有些艱苦”，熬夜更是家常便飯。“晚上12點，我把第五次預實驗的結果發給導師，他依然‘秒回’我。”邵思齊笑著說，“雖然他第六次‘粉碎’了我的‘玻璃心’。”

　　3月13日，中國高校傳媒聯盟面向全國20701名大學生發起投票，數據顯示，23點之前就寢的受訪者占21%，23點到零點之間就寢的占52%，22%的受訪者表示在零點到凌晨2點間就寢。在受訪者中，認為就寢時間在23點之后即為熬夜的占35%，選擇零點之后的占53%，選擇凌晨2點以后的占12%。

　　大學生熬夜理由特別多

　　邵思齊坦言，科研之路上，自己不敢說勤奮，很多學生的努力程度遠在他之上。他提到同實驗室的師兄，整個寒假都“泡”在實驗室里。為了拿到“最好最嚴謹”的實驗數據，二十五六個小時的實驗過程師兄都會實時監控。

　　“整個實驗過程期間是沒有覺睡的，回去補睡，然后再利用隨后的兩三天讀論文和資料，對比實驗數據找問題。”他解釋，“這兩三天也是‘緩沖’，為下一個實驗過程做身體和知識的準備。”

　　天津一所高校2014級本科生陳倩倩在上一個寒假和同學參加了“2017全美數學建模大賽”，比賽一共4天，他們在賓館里“關”了4天，也熬了4天的夜。

　　“前3天都是凌晨2點多睡的，最后一天我一直熬到早上6點。”在隊伍中，陳倩倩負責翻譯，她需要把團隊的成果——兩萬字論文翻譯成英語。

　　她清晰記得，結束前一晚，22頁的論文她還有將近8頁的內容沒來得及翻譯。論文里的專業術語多，部分中文詞語很難找到準確的英文與之對應。有時為了一個詞，她需要翻看數本專業詞典來權衡判斷使用哪個更為準確。為了讓自己保持清醒，她“抱著一堆咖啡一堆茶猛喝”，最后站起來心悸頭暈惡心。

　　第二天早晨6點，陳倩倩終于完成了翻譯，還沒來得及回味這份成就感便匆匆忙忙出發去趕回家的火車了。10個多小時的車程后，她終于到家，多日的勞累讓她直言自己“感覺身體被掏空”。

　　“我其實很討厭熬夜，每天睡得都很早”， 陳倩倩每當回想起那次熬夜的經歷都心有余悸，“但是那幾天因為做不完不得不熬夜。”

　　與陳倩倩不同，浙江一所高校的戴晴視熬夜為“家常便飯”。她是一家社團的第一學生負責人，同時活躍在校園里不同的舞臺和杯賽中。在她看來，零點之后睡覺很正常，忙的時候就在社團辦公室通宵。

　　戴晴所在的學校實行夜晚熄燈斷網制度，但她覺得這沒有阻止周圍人熬夜。“我屬于‘做正事’吧，室友也睡得不早。”陳倩倩表示，自己寢室的同學基本會在臨近熄燈的時候去洗漱，關燈后爬上床，“刷刷手機，或者用平板電腦看緩存的視頻。”

　　邵思齊也提到，自己的學校也有夜間斷電的制度。他通常會在實驗室待到近凌晨再回寢室。他笑稱室友們是“鬼馬”少年，和大多數大學男生一樣喜歡打游戲。“有時候關了電腦就玩手機游戲，一次凌晨4點我看到對床室友的手機還亮著。”邵思齊說。

　　中國高校傳媒聯盟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您熬夜的原因”問題中，74%的受訪大學生選擇“玩手機”，35.7%的受訪大學生表示“習慣，晚睡強迫癥”，24%的受訪大學生選擇“學習”。選擇“失眠”的占30.65%，選擇“工作”和“游戲”的分別占14%和15%。

　　“作”(zuō)出來的“晚睡拖延癥”

　　張克的“熬夜史”在朋友圈中已經出了名。許久未見的好友和他打招呼，第一句便是，“最近還熬夜畫圖嗎？”

　　張克是一所知名高校建筑學院2015級的研究生。在朋友眼中，他的大學過得非常辛苦，有畫不完的圖紙，“不是在熬夜，就是在去熬夜的路上。”

　　“其實這都和自律有關。”張克說，“很多時候都是‘作’出來的吧。”對他而言，凌晨1點前入睡已經算比較早，而有時并不是因為作業或趕圖，只是單純地拖延入睡時間。

　　張克同時補充道，“不過研究生的事情比本科時多出來不止一點半點，忙起來確實很忙，有時候同時幾個項目要交。”上個月，他幾乎每天凌晨三四點入睡，早晨七八點起床繼續工作。直到一場感冒，讓他不得不休息幾天，強迫自己放了幾天假。

　　胡曉所在的宿舍樓在23點準時熄燈，而她和室友們卻依然保持著興奮的狀態，絲毫沒有睡意。宿舍的熄燈制度似乎對于她們沒有任何影響。更像是一種默契，凌晨1點之后，寢室里的幾位姑娘才會陸續上床睡覺。

　　“玩手機、看小說、刷劇，反正就是習慣了晚睡，睡不著就找點事情打發時間唄。”胡曉覺得自己在晚上做事的效率比較高，所以很多事情會選擇在晚上做，久而久之，就養成了熬夜的習慣。看到新聞里因熬夜對大學生產生種種傷害的事件，她也會害怕一下，但是并沒有特別放在心上，平時還是會熬夜甚至每個學期會有3到4次的通宵。

　　回到宿舍已接近零點的邵思齊也不會立即洗漱睡覺。他更習慣用手機刷刷微博，看些休閑娛樂的內容。直到凌晨2點，他才決定睡覺。

　　“凌晨2點睡的話，基本上上午10點半起床了”，他不好意思地笑著說，“大四就沒什么課了，起床就直接吃午飯，然后去實驗室，一直到晚上。”

　　然而對于有晚睡經歷的戴晴和室友來說，早晨起床是件困難的事。大三的課程依然繁重，她們需要早起去教室上課。“有的時候實在沒有辦法起床，那只能翹課了”。

　　在戴晴看來，熬夜的情況隨著年級的增高而加重。大學剛入學時，有點“后高中時代”的規律感。“進入大學好像突然就‘解放’了，要‘放飛自己了’！”戴晴笑著說。

　　對于學生熬夜的問題，天津一所高校的輔導員李老師表示，自己曾每天住在值班室，晚上會在樓里轉轉。因為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會熄燈，所以學生們整體上能夠準時就寢，也比較安靜，熬夜是個別的情況。他認為寢室作息與熄燈時間有一定關系，在不熄燈的周六日和考試周，宿舍熬夜情況就會比較嚴重。對于學生們熬夜的原因，他覺得“一方面有外在的客觀原因，網絡的誘惑。也有主觀的原因，比如比較貪玩”。

　　離開校園后更關注體質問題

　　畢業后，宋瑋如愿進入了一家媒體工作。相較于上學時熬夜寫稿，通宵剪輯視頻作業，她坦言自己現在的生活更健康。

　　“以前也明白要規律作息，但就是不能落實到行動上。”直到自己的頸椎、視力相繼提出“抗議”，她才把“一定要休息好”作為頭等重要的事情對待。

　　她覺得上大學時的態度是“干啥都行就是不想睡覺”，而工作兩年后自己更加愛惜身體，“什么都不能阻擋我按時睡覺。”在她看來，觀念的轉變和一個人的成熟度以及身邊越來越多疾病年輕化的現象有關。

　　曾有著6年之長“熬夜癮”的顏之感慨，“還是早睡好。”她坦言，過去自己幾乎每晚到兩三點入睡，熬夜已如三餐，打游戲、刷劇，她永遠是宿舍最后一個入睡。

　　促使她想要改變這一局面的是她身體發出的強烈預警：時常熬到半夜異常心慌，心就在胸口像是要跳出來，早上起來喘不上氣，心情也特別糟糕，不想跟任何人說話，臉上冒痘痘的情況也是從來沒停過。

　　“我總擔心我哪天熬完夜躺下去就再也起不來了，體測長跑的時候也總擔心自己隨時猝死。”顏之說，“新聞里那些熬夜猝死的都是熬夜四五年的，而我已經達到6個將近7個年頭了，所以非常害怕。”新學期開始后，她在宿舍熄燈后即準備入睡，睡不著就用下載好助眠軟件，努力讓自己保持在11點半之前進入休息狀態。她覺得自己的身體狀況在一天天好轉，早上起來心情也不再壓抑，可以用更好的狀態去迎接新的一天。

　　中國高校傳媒聯盟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熬夜對您或您身邊的人產生的負面影響”問題中，72%的受訪者表示“皮膚變差，有黑眼圈或長痘”，45%的受訪者選擇“視力下降”。52%的受訪者表示熬夜后，第二天感覺“疲乏”，8%表示“非常難受”，28%表示“正常或精神飽滿”。

　　張克也不得不承認，幾年熬夜下來，自己的睡眠質量特別差。“即便前一天通宵，第二天也很難睡著，有時隔幾個小時就醒來，醒來也很累”。

　　南京理工大學動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認為，現在大學生對健康概念的理解和生活中的自控能力與受教育的程度是不相吻合的。在他看來，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應該是良好生活習慣的踐行者，先進文化的引領者，但目前看來，大學生們扮演的角色與社會的期望值有較大的差距。

　　王宗平表示，根據統計資料我國目前居民健康素養的水平僅為9.48%，而大學生的健康素養水平可能會更低一些。大學生生活方式暴露出來的問題與電子產品、睡眠習慣及大學生的自控能力相關。他認為，除了現代生活中娛樂方式的增多牽扯了大學生的部分精力，學生們經歷的應試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王宗平提到，教育部在2008年頒布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中明確規定，要確保青少年休息睡眠時間，保證小學生每天睡眠10個小時，初中生9個小時，高中生8個小時。但是從實際生活來看，大多數遠未達到。

　　此外，他認為大學生運動習慣沒有養成，是“非常糟糕的”。“除了體育課，仍有運動習慣的大學生僅有8%，這個數字遠低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王宗平說，他建議大學生們關注自己的健康，合理安排時間，提高自己的自控能力。

　　他強調大學生應該多去運動，堅持鍛煉身體，這也是良好生活習慣的基礎。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大學生受訪者為化名)